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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论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

摘要东晋南朝、唐、宋、明四个时期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,对山水诗产生和发

展的影响有:促使山水诗的意向哲理化,即从山水诗中的佛理与景物结合到以自然景

物启悟哲理;开拓了山水诗的意境。即吸取佛学重象外境界之说,在表层的物象中深

寓着超以象外的意味。

关键词玄佛空寂静谧旷达性灵

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之“禅意”,指不用禅i等,将禅理寓自然景物之中;“理趣”,指通过自然

景物表现对宇宙、人生的认识,是一种形象化的哲理。我国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,滥筋于东晋,

发展于唐代,成熟于宋明。山水诗中的理趣所涉之“理”有多种,儒、道、释各有其理,一般的诗人

偏重于一理,而对通三教之大家,则集众家之理于诗中。本文所论之“理趣”,主要指佛理。本文

拟从东晋南朝、唐、宋、明四个时期及其代表人物简论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。

东晋南朝是山水诗发韧时期。山水诗兴起的原因与源头有多种,佛教是其中的一种。佛教

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汉地。汉末三国为佛教译经时期,东晋南朝为佛经理论研究时期。东晋南

朝士族名门普遍崇佛,官僚名士如孙绰、郑超、王羲之、谢灵运、沈约、刘舞等皆奉佛。他们的诗

文都蕴含着佛教意识。山水诗孕育于曹魏至东晋这一时期,产生于晋宋之际,不可避免地受到

佛教思想的影响。在山水诗史上第一位山水诗人谢灵运的作品中,流露出浓郁的佛教意识。

谢灵运今存诗近百首,其中半数是山水诗。他的山水诗大部分写于政治失意之后,即永初

三年(422年)出仕永嘉太守至元嘉十年(433年)在广州被杀这11年中。政治上遭受挫折是触

发谢灵运创作山水诗的一个契机。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说他:“出为永嘉太守,郡有名山水,灵运

素所爱好。出守既不得志,遂肆意游遨,遍历诸县,动愈旬朔。……所至辄为诗咏,以致其意焉。”

白居易曾把谢灵运政治上的失意与山水诗创作联系起来。他在《读谢灵运诗》中写道:“谢公才

廓落,与世不相遇。壮士郁不用,须有所泄处。泄为山水诗,逸韵谐奇趣。”

游历山水是谢灵运政治失意寻求解脱的一个方面,崇信佛教则是寻求解脱的另一个方面。

谢灵运是一位在佛教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。据《高僧传·慧睿传》记载:“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,

殊俗之音,多所达解。”他对佛经义理有较深的研究,写了不少佛教着作。他所写的《佛影铭》、

《庐山慧远法师谏》、《维摩洁经赞》等文章在当时影响颇大。他在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是支持竺

道生“顿悟”说的《辨宗论》。顿悟成佛的理论到唐代经慧能阐发,成为禅宗的主要理论。

谢灵运政治失意后,虔心奉佛,追求禅悟;游历山川,创作诗歌,用以解脱精神苦闷,这两方

面互相影响,二者之间构成有机的联系。古代诗论家曾指出谢灵运的山水诗受佛教影响,具有

理趣。如皎然说:“康乐公早岁能文,性颖神澈。及通内典,心地更精,故所作诗,发皆造极。得

非空王之道助焉?’,①沈德潜评谢诗“山水闲适,时遇理趣’,②。

谢灵运的山水诗以佛理为指导,由空观色,从自然山水中体悟佛理,山水诗中的景物渗透

佛理,景中含理,理中有景。如《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懒茂林修竹》,是诗人描写石门新

建住所环境之作。其中“早闻夕飘急,晚见朝日墩。崖倾光难留。林深响易奔”。从字面上看,

早闻夕飘,晚见朝墩似有悖理,而按佛教理论,往而必复,非朝非晚,亦朝亦晚,不执一端。故夕

飘可早闻,朝晚可晚见。而“光难留”,“响易奔”从日光、声响的变化,领悟事物瞬息万变,一切皆

空之理。又如《石壁立招提精舍》,描写诗人经历人世桑沧之后,倾心于佛的心灵历程。全诗只

有两句景物描写:“绝溜飞庭前,高林映窗里。”远离尘器的清幽之地,是诗人寻找心灵栖息的净

土,这是理中之景。

谢灵运的山水诗常将抒情、绘景、畅理集于一诗。诗的开头诗人怀着强烈的世俗之情进入

山水景物,通过对自然的观照,情感渐渐趋于平淡,融入空寂、清幽的境界中,最后以说理结束。

诗中的景物不是纯粹的客观景物,而是渗透佛教意识的景物。南朝《涅桨}}’’佛性”论为佛教界

的“显学”,而僧人对佛性的理解各持所见,众说纷纭。首倡众生有性,阐提成佛的是晋宋之际的

竺道生,谢灵运是竺道生的支持者。“一切众生悉有佛性”,诗人在其描绘的景物境界中,感受到

真谛,返照自身,豁然顿悟。

谢灵运山水诗中的理趣,大多是玄佛结合。魏晋时期佛学与玄学合流,名士与名僧的思想

玄佛兼而有之。南朝佛教虽然摆脱了魏晋佛教对玄学的依附,却仍然深受“清谈”之风的影响,

谢灵运出身名门望族,哲学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,但他又有着浓厚的佛教意识和老庄思想,

在仕途受挫之后,玄佛思想上升为主导思想,因而他的山水诗渗透玄佛意识。如《过白亭岸》,这

首诗前面写景,融情理于景,后四句承上说理。诗中景物:“交交止栩黄,哟坳食萍鹿”内含哲理。

黄鸟与鹿鸣,一悲一喜,由此引发物有枯荣,人有穷通之感。诗人的家世也是如此。谢家曾是东

晋显赫的豪门贵族,入宋之后衰落了。最后两句:“未若长疏散,万事恒抱朴。”这两句既是玄的

境界,也是佛的境界。“抱朴”语出《老子·十九章》:“见素抱朴,少私寡欲”,与佛教空无涅梁境

界相通。它强调摈弃世俗的一切,以宁静淡远的心境去领悟宇宙,从中获得天人合一。其他的

如《石壁精舍还湖中作》、《从斤竹涧越岭溪行》、《登池上楼》、《登江中孤屿》诸作,山水景物渗透

玄佛意识。

唐代是山水诗成熟,禅宗兴盛时期。唐代山水诗从六朝模山范水,静思观照的模式,发展为

构思复杂化和个性化,尤其是意境营造丰富多彩。隋唐佛教成立八大宗派,对士大夫影响最大

的首推禅宗。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南宗,在安史之乱后取代北宗。南宗顿悟成佛简便的修行方

法和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吸引士大夫。唐代诗坛上许多着名的诗人奉佛习禅,与禅师交游。唐

代诗人普遍引禅入诗,化禅思为艺术思维,进而引发“意境”的开发。唐代的山水诗有部分在形

象呈露中不自觉地契合一种深刻的哲理。这些诗中虽无一字禅语,但处处可见禅趣。这类引禅

入诗的作品,都已染上“意境”的色彩,从表层的物象中深寓着超以象外的意味。王维、柳宗元的

山水诗是这类作品的代表。

王维是唐代着名的山水诗人,又精通佛理,有“诗佛”之称。他受时代和家庭的影响,早年信

佛,对佛教各宗派僧人有广泛的交往。他对佛教各宗派兼取所需,大致上前期主要受禅宗北宗

影响,后期倾心禅宗南宗。王维早年胸怀大志,在经历了仕途上两次贬职,生活上妻亡母故,安

史之乱后放弃早年积极的人生态度,采取半官半隐的生活方式。他下朝后或焚香诵经,或与道

友裴迪浮舟往来,弹琴赋诗,啸咏终日,从山水、佛教中寻求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超脱。

王维善于将禅宗思想融于自然景物,山水诗蕴含着浓郁的禅意。他山水诗中的景物大多清

幽静谧,意境空灵静寂,呈现佛家虚无冷寂的色彩。如《惘川集》中的《辛夷坞》、《鹿柴》、《木兰

柴》、《竹里馆》,《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》中的《鸟鸣涧》、《萍池》等。王维还善于从不同的角度表

现空寂的意境。如《辛夷坞》描绘山中芙蓉花自开自落、《萍池》描绘春池绿萍反复开合,表现寂

静。《鸟鸣洞》描写夜晚山中的鸟鸣声、《鹿柴》空山深林中的人语声、《竹里馆》月夜竹林中的琴

声与啸声表现寂静。前两首从视觉的角度,后三首则从听觉的角度感受静寂,不论是视觉还是

听觉,诗人都不是描写死寂,而是以动作、声响衬静,表现诗人对万物静中有动,虽动而常静的

禅宗寂灭思想的领悟。

王维山水诗中有一部分表现禅宗“任性”、“无住”的思想。“任性”即不矫情;“无住”,对一

切境遇不生悲喜忧乐之情,不粘不着,不“住”于心。《六祖坛经》云:“我此法门以无住为本。无

住者人之本性,于世间善恶好丑,乃至冤之与亲,言语触利欺争之时,并将为空。”王维将这一思

想阐释为“苟身心相离,理事俱如,则何往而不适。’州这种随缘任运的思想也表现在一些山水

诗中。如《终南别业》写隐居终南山期间悠然自得的情怀,极尽诗人淡泊清闲、随遇而安、无往不

适的意致,蕴涵着耐人寻味无穷的禅意理趣。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一联,表现一切都不着

意,自由自在的境界。其他的如《酬张少府》、《归惘川作》也是表现随缘任运的自由境界。

王维诗中空灵静寂的意境,不完全是受禅宗思想的影响,还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。其实禅

宗的许多思想与道家思想相通相融。如禅宗之“空”与道家之“无”、“我佛一体”的禅境与“天人

合一”的道境相似。王维半官半隐的生活方式,体现禅宗自性清净,顿悟成佛,修行不执着于外

境与道家内冷外热,即既不放弃物质享受,又保持自身的清高的主张相融合。道家虚静的思想

与隐逸的环境对王维山水诗空灵静寂意境的形成有影响。

柳宗元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,自幼好佛,但儒家思想为其主导思想。他以儒家伦理道德为

立身处世的准则,致力于辅时济世,积极参与革除弊政,是王叔文革新集团的骨干。革新失败

后,柳宗元被贬南荒之地,妻女病亡,自身多病。仕途与生活上的遭遇,使他感到悲伤忧愤,孤独

寂寞,早年所受到的佛教影响,到永州后得到发展。他住在龙兴寺常与高僧来往,撰写许多有关

佛教的诗序碑铭。柳宗元虽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,但他希图从佛教中寻找精神慰藉。佛教

的出世思想对柳宗元的人生态度、生活情趣、山水诗的创作都有一定的影响。

柳宗元的山水诗主要为后期之作。受佛教思想的影响,他有部分山水诗的意境空寂静谧。

柳宗元所受的佛教影响,主要是天台宗,上述龙兴寺为天台宗寺院。他尊奉天台宗“三谛圆融”、

“无情有性”之论,推崇颇智大乘空宗思想。天台宗在否定客观世界的物质性的同时,又充分肯

定超现实的所谓“真知”(佛性)的绝对存在和永恒性;认为一切人,一切动物,甚至草木砖石,都

有“佛性”。这一理论目的是要人们放弃现实世界的斗争,去追求那种虚幻的精神解税。④柳宗

元集中那些表现空寂的山水诗,如《粪公院五泳·禅堂》、《夏初雨后寻愚溪》、《溪居》等,是诗人

追求虚幻精神解脱的表现。柳宗元认为“静”是佛教之本,欲从静中解脱。这一思想反映在山水

诗创作中,景物描写多为静境。如《秋晓行南谷经荒村》、《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》、《江雪》等意境

清冷静谧。

柳宗元山水诗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大多数的山水诗,在描写山水景物之后,结尾抒发诗人感

受。多数论者认为谢灵运的山水诗有一玄佛的尾巴,而柳宗元山水诗的结尾则流露出儒家思

想。因而其山水诗大多呈现儒佛境界。如《秋晓行南谷经荒村》,前六句写景,后两句:“机心久

已忘,何事惊糜鹿?”“机心”,出自《庄子》,指用世之心。意为自己早已不在乎仕途得失,无机心,

为何野鹿见我还惊恐呢?诗人说:“机心久已忘”,实则未忘。柳宗元的贬滴生活虽放情山水,醉

心佛学,但用世之心在山水诗中却时有流露。又如《愚溪》,写诗人愚溪生活的闲适,中有“偶似

山林客”句。“偶似”说明他并非真正具有隐士的淡泊与闲适,只不过偶一为之。正因为他不是

一个真正的隐士,所以常感到寂寞与不自由。如《半夜起望西园值月上》,前六句写半夜的静景,

后两句“倚楹遂至旦,寂寞将何言”。诗人写夜之静,并未融入静境,而是为了表现滴居的寂寞。

身处静境之中而心不能入静,却深深感到寂寞。正是因为诗人“机心”未忘,并由此带来忧伤与

悲愤,这是柳诗中常见的意境。前人将柳宗元与王维的诗相比较,指出:“‘千山鸟飞绝’二十字,

骨力豪上,句格天成,然以《辆川》诸作,便觉太闹。’,⑤柳诗“太闹”是因为诗中表现入世的思想,

处处有我,王诗则物我两忘,达无我境界。

受理学与禅宗的影响,宋朝诗人普遍追求以理趣入诗。宋朝山水诗的特点是重议论、尚理

趣。宋朝儒学开始复兴,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。理学家把宇宙一切事物视为“理”的物象化。宋

朝儒佛交流,外儒内释的表现普遍。宋朝佛教虽无唐代之盛,但仍有影响,禅宗占主导地位。禅

宗一切皆空的世界观与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在仕途险恶,文网森严的宋朝,更能吸引士大夫,

因而宋朝居士思想盛行。宋朝理学与文字禅流行,山水诗创作从形象中引发哲理或借形象说明

哲理成为风气,开风气之先首推王安石与苏轼。

王安石曾两度出任宰相,推行新法,实行改革,晚年隐居于环境清幽的半山园,学佛参禅,

游历山水。因此他隐居前后所创作的诗歌从题材、意象到风格迥异。他晚年隐居期间写了许多

含有机锋的小诗。如《登飞来峰》寓哲理于形象。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自缘身在最高层”,既是登

山的体验,也是一条深刻的哲理:站得高看得远,与王之涣《登鹤雀楼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晚年

的山水诗大多表现追求其隐居前不久所作《赠僧》诗所言:“亦欲心如秋水静,应顺身似云岭闲”

的宁静与闲适的心绪。

王安石善于取景,工于炼字炼意表现情感与哲理。他常以晚景、月夜、静字、绿色营造静谧

的气氛。如《岁晚》一诗,用月映林塘,塘水绿静,新菊幽香表现清幽静谧。最后两句:延缘久未

已,岁晚惜流光”,抒写诗人的感慨,含不尽之意。其他如《半山春晚即事》、《书湖亭先生壁二

首》其一、《江行夹口二首》其二、《太湖怡亭》等都是写静而又韵味深长。王安石山水诗中的色

彩,以“绿”为多,集中有20多处,山、水、树、田都冠以“绿”。此外,“青”、“碧”、“翠”的使用率也

较高,“草”、“苔”、“柳”也随处可见。诗人晚年山水诗以绿为主色调,绿色给人以静感,适于表达

诗人闲静的心态。

王安石晚年山水诗有一部分表现闲适的情趣。在这类诗中,诗人常用“闲”与“云”。如《游

草堂寺》:“只有春风似我闲”、《游钟山四首》之一:“山水空流山自闲”、《游草堂寺》:“柴荆细径

水云间”、《江上》:“晚云含雨却低徊”等。诗人笔下的山水、溪鸟、春风或自闲,或与诗人共闲,或

似诗人闲。空中的云彩飘忽不定,舒卷自如,来去自由,象征适意。诗人寓哲理于意象,以意象

象征哲理,哲理和意象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。

苏轼一生处于新旧两党斗争的漩涡中。“乌台诗案”前,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,热衷从政,随

着政治风云变幻,多次遭受贬滴,晚年受释道影响越来越深。他习佛,对禅特别感兴趣。他酷爱

山水,尤其是“得罪以来,深自闭塞,扁舟草履,放浪山水间’,@。仕途受挫之后,他从佛道和山水

中寻求安慰与解脱。他年青时开始习佛,政治失意后对佛教崇信弥笃。在贬滴黄州期间“间或

二三日辄往焚香默坐,深自省察,则物我相忘,身心皆空,求罪垢,所从生而不可得’,⑦。在诗歌

创作上,他受禅宗公案话头和机锋的思维方式的影响,山水诗充满思辨和机锋,表现超然旷达

的人生态度。

苏轼认为“物固是理”,“观物之变,尽其自然之理’,④。“理”指含于自然客观物象中的规律。

诗人受其启发,从中感悟人生、社会的规律。如《题西林壁》是一首着名的哲理诗。苏轼游庐山

共作七首诗,这是最后一首,写于诗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庐山之后。诗中对庐山面貌的观察包含

哲理:整体与部分,身在其中与置身之外的关系。又如《黄精鹿》,写幽人进深山只采黄精而不取

更贵重的鹿茸,揭示了某种社会现象。《望海楼晚景五绝》其二,描写忽来忽去的横风大雨及其

后的平静。这既是自然界中常有的景象,也是人世间时有所见的现象。《惠崇春江晚景二首》中,

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、“遥知朔漠多风雪”,“先知”与“遥知”是诗人从自然规律中所得出的感悟。

苏轼的山水诗常在描绘景物之后,抒发人生的感悟。如《东栏梨花》,前两句描写梨花盛开,

柳絮纷飞;后两句:“惆怅东栏二株雪,人生看得几清明”,感慨人生的短暂。《阳关词三首》其三,

在描写暮云收尽,明月升空之景后,抒发“此生此夜不长好,明月明年何处看”的感慨,寓含人生

无常的情感。《慈湖夹阻风五首》景中寄寓深邃的人生哲理。诗中形象地描绘“归路茫然”、柳暗

花明,“何处不唯岩”的种种人生境界。

禅宗“随缘”的思想对苏轼有深刻的影响。他在《答李琼书》上谓:“愚暗少虑,辄复随缘自

娱。”苏轼随遇而安的处世哲学,表现在贬滴生活中随缘自适。在《与子明兄一首》中说:“吾兄弟

俱老矣,当以时自娱,世事万端,皆不足介意。所谓自娱者,亦非世俗之乐,但胸中廓然无一物,

即天壤之内,山川草木虫鱼之类,皆是供吾家乐事也。’,@他以超然通达的人生态度对待仕途坎

坷,尤其是在晚年极为艰难困苦的贬逐生活中,对生活、未来充满自信与希望,表现于诗中禅悦

之趣。

苏轼随缘旷达的人生态度,在其因一再上书反对新法被迫调任杭州通判,即在仕途开始受

挫时,在山水诗中已有所表现。如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》其一,描写一场迅疾而来,忽

然而去的急风骤雨之后,湖面平静的自然景象。诗人通过这一自然景象,表达一种人生哲理。人

世间的坎坷路与自然界的暴风雨一样,都是暂时的,不是永久的。这一看法诗人在《送蔡冠卿知

饶州》一诗说得很明确:“世事徐观去梦寐,人生不信长坎坷。”在贬滴黄州途中所作的《梅花二

首》其二有“幸喜清溪三百曲,不辞相送到黄州”之句;在黄州期间所作的《东坡》一诗中“莫嫌苹

确坡头路,自爱铿然曳杖声”,道出诗人对待坎坷不平道路的态度,表现出乐观开朗的精神。

与其他仕途受挫者相比,更能显出苏轼的随缘旷达。绍圣元年(1094年),苏轼被贬惠州。

当时诗人已年近60,流放远荒,无生还之望。他在途中所作《八月七日初入赣州过惶恐滩》,前

半首抒写凄苦之情,后半首则是达观之语:“长风送客添帆腹,积雨浮舟减石鳞。便合与官充水

手,此生何止略止津。”与苏轼有相似遭遇的韩愈,晚年上《论佛骨表》,触怒宪宗,由刑部侍郎贬

为潮州刺史。他在赴贬所途中写下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一诗,前半首写忠而获罪被贬,后半

首:“云横秦岭家何在?雪拥蓝关马不前。知汝远来应有意,好收吾骨瘴江边。”言辞凄楚悲愤。

苏轼一诗情感由凄楚转为达观,韩愈诗则深陷凄楚不能自拔。苏轼这种身处逆境的乐观旷达,

不只是韩愈所不具备,也是许多失意者难以做到的。

明代文学成就在戏曲和小说,山水诗衰落。明末禅宗复兴,再次对士大夫产生较大的影响。

士大夫阶层中,居士思想盛行,当时一些名士如李赞、汤显祖、袁宏道等都研习佛理禅学,并在

文学创作有所表现。袁宏道是明末习禅、反古和山水诗的代表人物。他深耽佛典,尤善谈禅。他

说:“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,唯禅宗一事,不敢多让。当今就敌,惟李宏甫先生一人。’,⑩他自信对

禅宗的研究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,而对诗文则自谦“一字不通”。其实他在诗文方面也是很突出

的,是当时反复古主义的代表作家。他倡导“独抒性灵”的诗文创作观,认为诗文创作应从胸臆

中自然流出。袁宏道有关“性灵”的论述,融佛教的心性与文学的性情为一体。

袁宏道认为性灵与山水有密切的联系,山水能激发诗人的性灵。他自言生平有山水癖,对

山水的喜爱到了痴迷的程度。他辞官后与友人留连于湖光山色之中,足迹遍东西南北,作品取

材不分名山大川,即便寻常景物,只要能抒发性灵,都可入诗。他的山水诗是性灵理论的实践,

在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中,流露自我个性情趣。如描写吴越山水的《渡太湖》和《湖上》。前一首写

太湖秋天傍晚的景色,尾联表达诗人愉悦的心情;后一首描写西湖景色,一句一景,表达诗人初

见西湖美景应接不暇和喜不自胜的情感。《柳浪馆》二首、《柳浪馆杂泳四首》、《山居》等表现辞

官归家的闲适自在。

袁宏道诗歌的创作重意。他在《风林纤月落》诗后中说:“画有工似,有工意,工似者亲而近

俗,工意者远而近雅,作诗亦然。”他有部分山水诗景物描写蕴含理趣。如《戏题飞来峰二首》。飞

来峰在杭州灵隐寺前,相传从印度灵鹜山飞来,故名。首联:“试问飞来峰,未飞在何处”,似乎明

知故问,实则暗含禅机。禅宗主张明心见性,即悟其本来面目,此联契合禅宗一则话头:父母未

生前,我在何处?接着额联又问“人世多少尘,何事不飞去”。首联由飞来峰的现状想到过去,额

联由现状想到未来,都含禅意机峰。第二首诗人用蕴含佛理禅味的“青莲色”、“虚空心”描绘飞

来峰的景色,使原已被赋于浓重佛教色彩的飞来峰愈显空灵。袁宏道这类山水诗将写意发展到

极致。

明末思想界出现一股反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的思潮,沉寂多年的禅宗此时再度兴盛,进一步

强调明心见性,否定一切“佛”、“法”,与反程朱理学思潮合流,形成一种以李卓吾为中心的似儒

非儒,似禅非禅的“狂禅”运动,袁宏道是其中的一员。他有一些诗表现“狂禅”思想。如《过云栖

见莲池上人有狗韭酒纽诗戏作》,这首诗描写杭州云栖寺。唐人写了许多描写寺院环境的诗,境

界清幽静谧。如王维的《过香积寺》、常建的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。而袁宏道这首诗将佛寺环境描

绘得极为丑陋:白云如狗、顽石粗丑、苦竹如烟、毛松似韭。僧人形象粗俗不堪。

《解脱集》中有多处讥孔戏佛之辞。这种狂放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

以上简略地阐述了东晋南朝、唐、宋、明四个时期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.从中可见以佛理入

诗,对山水诗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;首先,促使山水诗意向哲理化,从初期的山水诗中的

佛理与景物结合,到宋代发展为从自然景物启悟哲理。其次,开拓了山水诗的意境。唐代诗歌

创作(包括山水诗的创作),追求境生象外的艺术境界,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艺术效果,宋代诗

人继承了这一传统。这与佛教,尤其是禅宗思想有密切联系。奉佛的诗人将佛学不执着于事物

的本身,而重于象外的佛理的象外境界,运用于山水诗的创作,使之具有意在言外,耐人寻味的

特点。

注:

①皎然着、李壮鹰校注:《诗式》,齐鲁书社1986年版,第90页.

②沈德潜:《古诗源》,中华书局1977年第2版,第232页。

③赵殿成笺注:《王右承集笺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,第334页。

④黄心川、戴康生:《世界三大宗教》,三联书店1979年版,第116页。

③胡应麟:《诗蔽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,第120页。

⑥⑦⑧⑨《苏轼文集》,中华书局1956年版,第1432、392、1379、1832页。

⑩钱伯城笺校:《袁宏道集笺校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,第503页。

作者厦门大学学报副编审责任编辑邵青莲

厦门大学学报(哲社版)1998年第l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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