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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小说、戏曲、文艺理论与佛教文学

明代小说、戏曲、文艺理论与佛教文学

最后论述明代的小说、戏曲中的佛教文学以及与佛教有关的文学理论。

以宣传佛教为题材的小说,在唐代已有唐临的《冥报记》。但是它以宣传佛教因果报应为主,仅是一些短篇的汇集,规模既不恢阔,而就内容来看,又不健康。所以我们没有提它。在唐代敦煌变文里已有较长篇的《庐山远公话》。发展到宋元,说书事业发达、有关佛教小说较以前有所发展:《都城纪胜》已说:“说话有四家,……说经,渭演说佛书,说参请,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。”到了明代,便产生了以写佛教为主的长篇个说《西游记》。

《西游记》共一百回,在它之前宋代已有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。元杂剧中也有一些类似《西游记》中某些回目的单篇故事杂剧,如吴昌龄的《哪吒太子眼睛记》,高文秀的《木叉行者锁水母》等。到了吴承恩手里,才把它们揉和加以自己的创作,写成今本《西游记》。

吴承恩,字汝忠,山阳(今江苏淮安)人,嘉靖二十九年(1550)岁贡生。曾做过浙江长兴县县丞及荆王府纪善等小官。退休以后以卖文、经商为生。他不但精于诗文,还兼长绘画。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。在他的文集里有篇《古梅为僧赋》,表现了他对佛教的信仰:

……高梅吹笛任摇落,诸幻空中互生灭。因因得果了然见,葆蕾初敷子先结。奇酸入口定何日,顿使尘心失焦渴。酸耶与否那得知,分付瞿县广长舌。

“诸幻空中互生灭”,这是完全用的佛学观点。佛教认为一切 事物,均非真实,人们所认为真实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存在。在梅树下用笛吹着《落梅花》的曲子,它表现的也 就是这尘世互相生灭的幻境。人们种下梅核,它会成为高大的梅树,含苞,开花,结子,这完全体现了佛教因果的原理。梅于是酸的,它什么时候能入口呢?酸与不酸,那只有分付具有广长舌的如来佛才会知道。他还作《钵池山劝缘偈》。钵池山在承恩的家乡淮安,上有景会禅寺,岁久失修。两位僧人惠晓、秋月愿把他们攒积多年人们给他们的施舍,重修庙宇,复恐不足,因此请一居士(承恩自称)写这一化缘的偈子。最末有几切重要的话是承恩皈依佛法的极好自白:

自佛行中国,于今数千年,若有半米错,一刻行不去,吾今告大众,愿汝信不疑。因信生欢喜,千界皆欢喜。

可见承恩写作《西游记》不是偶然的。《西游记》描绘的最重点人物孙悟空,在第一二回里描写他投师学的七十二变化“可好在人前卖弄”,不算得真解脱,但他凭仗这个本事。竟闹了玉皇大帝的凌霄殿。玉皇是道教神系的最高主宰;经过众仙会同佛教的观音、道教的老君才把他拿住。第七回老君把他锁在八封炉里锻炼,不但没有烧死悟空,反而把他炼成火眼金睛。最后还是逃不了佛祖的掌心,将他收伏。这里就透露了吴承恩重佛抑道的思想,五皇、老君奈何不得的孙悟空,只有佛祖才把他降伏了。吴承恩生当明嘉靖皇帝重道约时代。嘉靖于宫内建皇坛。祟祀把玉皇大帝,承恩在《两游记》如此颂扬孙悟空大闹天空,玉皇奈何他不得,木能说毫无所指。又九十八回写到佛祖那儿,最后因没有“人事”取得一大部藏经都是没有字的,这也决不是没有所指的,这分明具用小说来揭露人间的丑恶。如果单纯地把《西游记》当成神魔小说,那就太低估了吴承恩,也低估了《西游记》。

他的为人也不错,《大泌山房集》说他“今案其集,率自胸臆出之,以彼之才,仅为县远以老,一意独行,无所攀缘“附丽,岂不贤哉?”真说到点子上。他看透“人事社会”,但却保全了自己的清白,小官不做了,还得经营生意糊口,这种不追求合拍以得富贵,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。他有首《游金山寺》的诗:

何年地涌金山寺,四面空涛卷雪流。佛性真同秋月净,客身暂为水云留。龙宫夜久双珠现,整背 秋高片玉浮。醉倚石栏时极目,霁霞东起金银楼。

金山寺在镇江市。吴承思时代金山还在江心,没有与陆地相连,故云“四面空涛卷雪流”。第二联歌颂“佛性”‘如同秋天的月亮皎洁明净。客身指吴承恩自己,在镇江不过像水云一样地暂时留住。金山寺对岸是瓜洲,有一着名的龙王庙,传说在夜深时会出现双珠。金山的最高处叫金鳖峰,金山因在长江的水中,又名浮玉,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,更显出金鳖的高耸。浮在长江中如一片碧玉。末联说在醉酒之后,倚着金山寺塔的栏杆远眺,还可以向东望见远处的焦山修得金碧辉煌的楼阁呢。

“佛性如同秋月净”,可见吴承恩不但信佛,还以高超的笔法描绘非常难讲的佛性,所以在《西游记》凡描写佛迹都极有文学韵味,如九十八回写他们僧徒四人到了佛国:

步上灵山,早见那雷音古刹,顶摩霄汉中,根结须弥脉,巧峰排列,怪石参差,悬岩下瑶草琪花,曲径旁紫芝香惠,仙猿摘果入桃林,却似火烧金;白鹤栖松立枝头,浑如烟捧玉,彩风双双,青鸾对对……

《西游记》一书,妇孺皆知,特别是孙悟空更为孩子们所乐道,吴承恩在悟空身上倾注了不少精力。他经常以“心猿”称悟空,在回目上以“心猿”标目的计有14,30,35,36,4l,46,5l,54,56,75,80,83,85,88,共十四回,占了百分之十四。这完全用的佛理、人心的散动就和猿猴喜动枣样。《维摩诘经·香积佛品》就说“以难化之人心如猿猴,故有若干种法,制御其心。乃可调伏”。所以我们成语有“心猿意马”来说明人心的不走,对放要把善动不定的心调伏,就必须注意修持。《慈思传》几说“守察心猿,观法实相”,便邑这个道理。吴承思在十四回首先用“心猿”标目,也就是这回悟空打杀了六贼。六贼便是佛经常说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三藏骂他,他负气而去,唐僧奈何他不得,最后由观音菩萨做了一顶花帽,叫唐僧设法给悟空戴上,又授与三藏《定心真言》,也就是着名的“紧箍咒”。从此三藏便有了制伏孙悟空的法宝,就是念《定心真言》。可见最善动的悟空猿猴)要调伏,必得先定心,人如要修道,也得要先定心。看《西游记》的人只看见紧箍咒有趣,很少有人注意到吴承恩在这里宣传佛教。

明代的小说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水浒传》都有不少涉及佛教的回目,但它们仅只限于个别回目而已,在以文学作佛教的宣传上很难与《西游记》比。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也有一些宣扬佛教的题材,不过多限于因果报应,篇幅所限,我们介绍《西游记》一书就算作代表了。

明人除做小说外,戏剧传奇也是他们的特长,《孟子·齐人有一妻一妾章》,明人孙仁儒把它改编成一本传奇《东郭记》,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工夫。徐渭把元人《月明和尚度翠柳》改编为《玉禅师》。但我们仅介绍戏剧家汤显祖。

汤显祖(1550一1616),字义仍,号若士,江西临川人,万历十一年(1583)进士,任南京太常寺博士,礼部主事。万历十八年(1590)上书《论辅臣科臣疏》触怒了大学士申时行,调为广东徐闻县典史,后改任遂昌县知县。以不附权贵而被议免官,遂不复出。里居二十徐年卒。

他一生正直,在丁丑(万历五年1577)与庚辰(1580)会试,权臣张居正为了要让他的儿子取状元,需人陪衬遮眼,均曾有意以高名次相劝诱,招纳他为门下士,他都加以拒绝。平生信佛。最崇拜者为李卓吾与达观、祩宏、无去,他在《与无去上人》中有云:

秋净尚图借一臂袈裟地,听龙门说法也,四香戒如教上。不乱财,手香;不淫色,体香;不诳惑,口香;不嫉害,心香,常奉四香戒。於世得安乐。

从上可见他是严格奉戒的。不但他信佛,他还劝人结社信佛,在《栖贤莲社求友文》中,甚至还忏悔自己创作了许多剧本。他说“岁之与我甲寅者再矣,吾犹在此为情作使,劬于伎剧(即写剧本),为情转移,信于痎(jie)虐,时自悲悯,而力不能去。”按甲寅即万历四十二年(1614),他已六十五岁,痞虐即两天一发的痞虐,他把勤劳写剧本,视为“痞虐”。在这篇文章里,他要求自己:

应须绝想人间,澄清觉路,非西方莲社莫吾与归矣。

既然有这样浓厚的宗教感情,必然要反映在作品上,他常以禅理入诗,如《梦亭》云:

知向梦中来,好向梦中去。来去梦亭中,知醒在何处。

全诗文字浅显,但包含禅理却很深。他把一切人间现象都看成梦,他创作的《牡丹亭》(又名《还魂记》)、《紫钗记》、《南柯记》、《邯郸记》,因其主要的情节均为梦中情节,故合称《临川四梦》(因为他是临川人)。又因他的家有个玉茗堂,所以又叫《玉茗堂四梦》。在亲自观看演唱《邯郸记》、《南柯记》时,他还写了一首《唱二梦》:

半学依歌小梵天,宜伶相伴酒中禅。缠头不用通明锦,一夜红氍(qu)四百钱。

江南人自称曰“依”,即我或我的。宜伶指演二梦的演员,江西宜黄人善演戏,故称“宜伶。“半学依歌小梵天”,就是你们所学唱的二梦正是我所要表现的“小梵天”,你们与我相伴喝酒是酒中参禅。维摩诘酒肆茶坊均可参禅,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?”要通过演二梦悟出人生之梦。氍是演戏铺的红地毯。他诗里吩咐演员们一夜戏四百钱就够了,不要去争取更多的“缠头”,如高贵的通明锦之类的东西。古代以“缠头”赠送演毕戏的演员,由于古代演员,表演时以锦缠头,演毕,观者以罗锦之类为赠,叫做“缠头”,后来转变为赠送演员财物的通称。这首诗既表现了显祖对自己作品二梦的看法,也表现他勉励艺人,不要片面去追求票房价值。值得令人注意的是:《邯郸记》以唐人沈既济的《枕中记》为本事,它写卢生邯郸客店中遇道士吕翁授枕入梦,在梦中由行贿取考试胜利,以后一帆风顺,出将入相,一生享尽富贵荣华,醒后发现主人所蒸黄粱末熟,因此得梧学道。这本与佛教没有什么关系;但他却把它与宣传佛教的《南柯记》等量齐观,视为“小梵天”,可见他受《金刚经》里“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”思想之深。

《南柯记》是以唐代李公佐的《南柯太守传》为本事,它描写淳于梦梦入宅南一棵大树的蚁穴内,这里被称为“大槐安国”,被招为驸马,从此官运亨通,任命为南柯太守。在郡二十年,政令大行,王甚契重,又赐爵位,当首相,后为人所谗,遭到疑忌,被送回家,一觉醒来才是一梦。李公佐对淳于梦的结局写的是“生感南柯之虚浮,悟人世之恢忽,遂栖心道门,绝弃酒色,后三年,岁在丁丑,亦终于家”。从“栖心道门、绝弃酒色”得不出淳于棼学佛的结论。可是汤显祖在《南柯记》的《禅情》、《情着》、《转情》等出,却大大地宣扬了佛教,如《转情》中的生净对答云:

(生)小生青天白日被虫蚁扯去作者属,却是何因?

(净)彼诸有情,皆由一点情,暗增上 痴受生边处,先生情障,以至如斯。

这里充满了讲因果,讲情障,纯是从佛典里出来的。他自己在《南柯梦记题词》中云:

白舍人之诗日:“蚁王乞食为臣妾,螺母偷虫作子孙。彼此假名非本物,其间何怨复何恩”,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,不知一虚空中大穴也,倏来而去,有何家之可到哉!

白舍人即白居易。居易信佛,本书唐代部分已有所叙述。这四句最重要的两句是“彼此假名非本物,其间何怨复何恩”,照佛家的解释,富贵、功名只是假名,一切都是暂时的因缘聚合,夫妇、家庭亦如此,哪里有什么思,什么怨?所以世人不应把“眷属富贵影像执为我想”。甚至在他最有名的《牡丹亭记》,他写题词时也说:

梦中之情,何必非真,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?嗟夫,人世之事,非人世所可尽,自非通人,恒以理相格耳,第云理之所必无,安知情之所必有耶?

这段话是为杜丽娘梦中和书生柳梦梅相爱,醒后相思,郁郁致死,三年后梦梅在南安养病发现丽娘自画像,深为爱慕,丽娘感而复生,最后成为夫妇的故事作辩护的。世人认为丽娘还魂与梦梅结合为“理之所必无”,照汤显祖看来则是“情之所必有”。这两句话又见于他《寄达观》的信中:

情有者理必无,理有者情必无,真是一刀两断语,使我奉教以来,神气顿王(旺)。

原来这两句话是达观讲的。达观就是明代有名的紫柏老人,法名真可,一生热心救世,常以劝止矿税为平生三大负(三大责任),后终因言矿税得罪当道,被当道另假以罪名下狱致死。汤显祖还有《紫柏不受紫衣口号》赞扬他的品德,可见他们情谊之深。在《寄董思白》信中还说:

卓、达二老,乃至难中解去,开之,长卿,石浦,子声转眼而尽,董先生阅此,能不伤心。

董思白即着名的书法家董其昌。卓、达二老即李卓吾与达观,他们两人均以富于正义感,死狱中。他伤心地问董其昌“阅此,能不伤心”,可见他一生爱憎分明。他的作品词句典丽生动。排场佳妙,《牡丹亭》中的“闺塾”、“游园”在良曲里改为《春香闹学》与《游园惊梦》,现在也还在演唱,尤以《皂罗袍》一曲最为人所传诵:

原来姹紫嫣红开遗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,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!朝飞暮卷,云霞翠轩,雨丝风片,烟波面船,锦屏人 看的这韶光贱。

汤显祖在戏剧界的影响很大,学他的人都叫“临川派”。明代文学理论家首推李贽。贽字卓吾,生于明嘉靖六年(1527),福建泉州晋江人;因泉州是温陵禅师(宋僧戒环)住地,故他又号温陵居士;嘉靖三十一年中举,做过河南辉县教渝,南京刑部主事。于万历四年在南京开始研究佛教,一改他“不信道,不信仙释,故见道人则恶,见僧则恶”的态度,把自己“幼读圣教”“尊孔子”说成是“矮人观场,随人说研,和声而已”,并自己嘲笑自己是“真一犬也,因前犬吠形,亦随而吠之”,开始以佛理去解儒经,在《解经文》中说:

吾之色身洎外而山河,遍而大地,并所见之太虚空等,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点物相耳。

他这样就用了“万法唯心”去解释宇宙,也开始反对封建道学,形成了他的十分独特的文艺观,在明清甚至五四时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他在万历五年至八年在云南任姚安府知府,屡与上官意见不合,因辞职,于万历九年赴黄安依耿定理。万历十六年(1588)剃发,自称“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”。在他六十八岁那年《与汪本柯》信中写道:“丈夫生于天地间,太上出世为真佛,其次不失为功名之士”,可见他在学佛道路上又有所前进。他把在麻城龙潭湖的隐居改名为禅院,有时自称为“菩萨”。万历二十八年(16Q0)由于他提倡卓文君为善择佳偶,李斯为才力名臣,孔子的是非为不足根据,被赶出麻城。万历三十年(1602)被言官奏刻下狱,在狱中自杀,死年七十六岁。他的着作很多,有《焚书》、《续焚书》、《藏书》、《续藏书》等,有关佛教文章,多集中在《焚书》、《续焚书》内。

在文艺理论上,他反对明代的复古主义,主张创作要从“绝假纯真”的“童心”出发。他很重视小说、戏曲,在《忠义水浒传序》中说:

水肿传者,发愤之作也,……故有国者不可不读,一读此传,则忠义不在水浒,而皆在于君侧矣;贤宰相不可以不读。一读此传,则忠义不在水浒,而皆在于朝廷矣;兵部掌军国之枢,督府专阃外之寄,是又不可以不读也。……

《水浒》,统治者视为倡乱的书,正统学者要求读经读传,理学家讲明心性、哪会重视起《水济》来。他还批点过《西厢记》、《琵琶记》、《幽闺记》,对以后金圣叹深有影响,实为我国最早的通俗文学提倡者和研究家,五四时代曾把他捧为“打倒孔家店的先锋”。他在狱做有《系中八绝》,其第二为《杨花飞絮》:

四大分离象马奔,求生求死向何门,杨花飞入团人限,始觉冥司亦有春。

四大,佛学士指地、水、火、风,是构成人生命的四种基本要素。四大分离,即生命枯竭,也意味着即将死亡。他在狱里已七十六岁的高龄,古代监狱极端黑暗,他自己感到死亡的临近,因而写出了“四大分离像马奔”,但他仍十分镇定,故末尾以“始觉具司亦有春”作结,对生死十分坦然。第七首为《不是好汉》:

志士不忘在沟壑,勇士不忘丧其元,我今不死更何待,愿早一命归黄泉。

“志士不声在沟壑,勇士不忘丧其元”,两句出自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,又见于《万章下》,是孟子常爱说的话,他说君子应当在艰难的情况下固穷,即是死了没有棺材,就在沟壑之中死也不懊悔;元指脑袋。一个勇敢为正义的人就不怕丢脑袋。这是何等的大无畏精神I而支持李贽这种精神的不仅是孟子,《五灯会元》八:“宋大将军曹翰入庐山寺,缘德禅师不起不揖,翰怒河曰:‘长老不闻杀人不眨眼将军乎(时曹翰攻江州,正屠了城)?’师熟视曰:‘汝安知有不惧生死和尚耶?”李贽曾作过《重刻五灯会元序》,他必然看到过缘德和尚不畏强暴的故事。他这首诗创作时已受佛教影响很深,他已有不惧生死的气概,因为他有两种精神作支柱,他敢于与当时虚伪的道学绝裂,这是值得称道的。

除李费外,汤显祖、袁中郎、钟惺在文艺理论上均有所建树。汤显祖主张认真、主张情,他在《复甘义麓》的信里论他的《二梦》(即《南柯记》与《邯郸记》)时说:“性无善无恶,情有之,因情成梦,因梦成戏。”因此他强调“自然”,他认为“四六之言,二字而节,五言三,七言四,歌诗者自然而然,乃至唱曲,三言四言,一字一节,故为缓音,以舒上下长句,使然而自然也。”所以他与吴江派沈璟意见十分不合,他主张“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,四者到时,或有丽词俊音可用,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?如必按字模声,即有窒滞进拽之苦,恐不能成句矣。”他极力反对摹古,反对格律。纯任自然。在前后七子复古倾向十分严重的明代,无疑是一种突起的异军。而袁中郎的公安派与钟惺的竟陵派也是这样主张的,袁中郎说:“夫时有古今,语言亦有古今,今人所谓奇字奥句;安知非古之街谈巷尾语耶?”他也强调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。李贽、袁宏道、汤显祖他们均有来往,思想上常常交流,李贽的“童心”,袁宏道与汤显祖的“自然趣味”是一脉相通的。袁宏道就说过:“世人所难者唯趣,……夫趣得之自然者深,得之学问者浅。当其为童子也,不知有趣,然无往而非趣也,……孟子所谓不失赤子,老子所谓婴儿,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。”“正等正觉最上乘”是佛学名词,可见他们的文学理论受到佛学影响之深。

公安、竟陵两派的文学观点对清代及近代产生过影响,清人郑板桥的散文,袁子才的诗论,以及近代林语堂的“论语派”,都多少从公安、竞陵两派吸取过营养。林语堂提倡“闲适幽默,抒写性灵”,提倡写小品文,在三十年代曾影响部分作家和读者,正是效法袁中郎的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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